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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向外转移资产?最后一枝罂粟花,为什么商人不能依附权力?

有听商界2018-11-08 08: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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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民营企业家向外转移资产?


在国务院总理会见采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一些民营企业家担心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不敢投资,甚至有一些还在想方设法地向外转移资产的状况。


总理回答说,一段时间以来,的确出现民企投资偏弱的现象,这和产权保护以及多方面的问题相关。要持续向社会发出信号,让恒产者有恒心,让投资者有信心,让各类产权的所有者安心,给所有合法产权所有者都吃上长效的定心丸。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可以说包括国企、民企等各类所有制企业,为中国经济取得历史性成就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出了贡献。现在民营企业税收占半壁江山,占城镇新增就业的90%。


总理说,保护产权就是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保护生产力,我们对各类合法产权的保护一直是放在心头,而且逢难必解,而且我们在多方面采取措施,维护合法产权,运用法律加强保护。


他还称,保护产权必须要尊重合同,弘扬契约精神,不能把合同当做废纸。他举例说,有些地方政府的某些行为不好,新官不理旧账,换了一个官,过去的合同就不算了,政贵有恒,不能把合同当废纸,对此我们是坚决制止的,而且要予以处罚。去年有关部门抓住几个典型案件,把涉产权的错案纠正过来,也表明了我们的决心。


来源:跨越式企业


02

加多宝的剧变


还得从“王老吉”商标争夺战说起。


“怕上火,喝王老吉”,是现在的加多宝集团之前花巨资打响这一凉茶品牌,社会上也有不少人对加多宝表示同情,但在和广药的官司上加多宝却屡屡处于劣势。


旷日持久的几场官司使得加多宝内耗严重,加多宝不仅白白耗费不少财力物力人力,还透支了竞争实力。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看,加多宝狂轰乱炸的广告不见了,赞助冠名大型综艺节目等看不到了,几乎很少有人手拿加多宝凉茶。


现在的王老吉品牌背后站着的是广药,所以民企加多宝也要找个靠山才行。


2017年8月10日,央企中粮集团发布增资加多宝公告。


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就“红罐之争”做出终审裁决,认定:红罐凉茶装潢由加多宝和广药集团共同享有使用,互不侵权,互不赔偿。


加多宝携手中粮后仅几日之隔,就让争斗多年的“红罐”便完美解决,可见中粮的话语权要比王老吉背后的广药更重要。


而就在判决下达当天,加多宝官方发布了一封公开感谢信。在分析人士看来,这封感谢信党性十足,其口吻隐约透露着中粮的影子。


对加多宝而言,以前常年打不赢官司,而现在自己终于找到靠山,背靠大树好乘凉。


但是,也失去了某种自由。中粮也不是白白给别人靠山的,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有不少人分析认为,中粮的入局将会是加多宝成为下一个蒙牛。


来源:每日经济资讯

作者:周松涛


03

最后一枝罂粟花

为什么商人不能依附权力


中国的秘密在胡雪岩


从一个跑腿的小伙计,到中国首富,胡雪岩用了30年。从中国首富到一贫如洗,只用了一天。


高峰期的胡雪岩,个人资产一度达到白银3000万两,超过了清政府的国库储备金。如此金银满堂、呼风唤雨的胡雪岩,最后竟然在贫寒交迫中离开了人世。


世人都说,经商要学胡雪岩。可是到底学他什么呢?


假如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化转换进程中的波诡云谲来说,则中国的秘密在胡雪岩。


这一枝罂粟花,它的花瓣有两朵:一朵叫做商借官势,乘风而起。一朵叫做官取商势,飞流直下


胡雪岩生活在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童年时是个安徽绩溪的放牛娃,没上过私塾,所有学识都由父亲传授,且只传到他12岁时为止——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


生活窘迫的胡雪岩,一个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小学生,就不得不孤身一人从浙皖古道辗转向南,先后寄身于杭州等地的粮行、商行、钱庄之间,从扫地、倒夜壶等杂役干起,凭着踏实与勤奋,总算换得了一个“伙计”的身份。


但他遇到了一个人,生命的轨迹从此改变。这个人就是王有龄。


王有龄任湖州、杭州知府期间,胡雪岩居然转身一跃,代理起了政府的“业务”,办起政府性质的丝绸行,用政府的钱扶助当地农民养蚕,再就地收购生丝,运往沪、杭,脱手变现后再解交浙江省“藩库”,中间不需支付任何利息。


胡雪岩从中收获丰厚。


是不是很熟悉的味道?随着某人就任某市市长,某个商人的业务迅速在全市扩张,风头一时无两。


一点也不难想象,有了政府的委托与支持,胡雪岩的生意很快越做越大。


从丝绸、药店、店铺、钱庄,到军队粮械、政府漕运,随着湖州知府王有龄一路高升至浙江巡抚,胡雪岩的生意四面开花。时值太平天国、西方联军侵华的乱世之秋,胡雪岩掌控下的商业竟然握有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产。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胡雪岩已经无限接近了悬崖。


1861年冬,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了。


表面上,王有龄死于太平军。太平军围城两月,杭州城粮尽,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身为巡抚的王有龄苦撑不弃,城破之日杀身成仁,尽了一个封疆大吏的节义。


但实情是,城本不必破,王有龄本不必死。


因为彪悍的左宗棠大军就在靠近杭州的安徽、江西边界,只须他挥师东进,杭州之围便立时可解。因为太平军李秀成部根本无心恋战,他们行的是“围魏救赵”之策,围攻杭州是虚,调动清军以解“天京”(今南京)的困境是真。


但左宗棠大军却一直徘徊在皖赣边界,就是不入浙江。因为曾国藩密令他勒马观变,坐等王有龄城破人亡。曾国藩为什么要看着王有龄死呢?


因为王有龄的领导叫何桂清。与湘军争夺这件功劳的,何桂清算是主要竞争者了。


而王有龄是何桂清的同乡、主要辅助者之一。


只有王有龄的浙江丢掉了,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才能去拿回来,扩大湘军势力版图。


所以就可以看到,当曾国藩取代何桂清成为“两江总督”后,久拖不决的“何桂清弃城逃跑案”很快就有了定论,在曾国藩的力主之下,朝廷最终置众多求情声于不顾,在北京菜市口当街处死了何桂清。


曾国藩湘军要崛起,何桂清集团就必须衰落。


买了大批粮食的胡雪岩,因为太平军封锁了交通而无法进入杭州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王有龄城破人亡。


乱世之秋,闹饥荒的不止杭州城,左宗棠大军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缺粮,左大将军的部队已处于士兵哗变的边缘。左宗棠心急如焚。


然后胡雪岩就孤身一人去见左宗棠了,就如他13岁孤身南下谋生时一样。然后胡雪岩就把20万石大米送给左宗棠了。


然后左宗棠对这位雪中送炭的大商人就感激不尽、信任有加了。


在左宗棠的提携之下,胡雪岩因祸得福,生意逢凶化吉,并从此更上一层楼——毕竟,左宗棠作为晚清“中兴”的一代名臣,其能量之大,远非区区一个王有龄可比。


此后,胡雪岩被左宗棠委任为总管,不但再度主持浙江全省钱粮,其胡氏钱庄还经办军饷,协助购买军火,钱庄甚至大量受理清军从战乱中掠夺来的钱财存款。


短短几年,胡雪岩就将钱庄、药店、丝绸、茶叶发展到遍布江浙,家产超过二千万银两,加冕“中国首富”。


故事到了完美,一般都是悲剧的开始。


比如平西王被法办前后,福布斯榜上富豪、有着各种“神奇”创业传说的徐某病死狱中;比如擦掉他们名字、填空成别的一堆名字也一样。


这些年来,屡屡抓出的腐败大案,足够震惊两千多年历史的了。它们的背后,又哪一个背后不站着一个胡雪岩的影子?几乎每一个在被惩处的官员背后,都有搭档着某个或某几个商人凋零的身影。


几乎很难说清有多少个城市或多或少地生长着这样的故事,更别说众多县市、乡镇的无数小号的胡雪岩们了。


这样的故事,是中国社会推翻“三座大山”后的第四座大山,是催弱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慢性病毒,是伴随着古老的中华农耕文明生长出的一枝妖艳的罂粟花。


这一枝罂粟花,就叫做“权力崇拜”。


它的花瓣有两朵:

一朵叫做商借官势,乘风而起。

一朵叫做官取商势,飞流直下。

胡雪岩的大半生都得意于前者,最后却倒在了后者脚下。

而它们的源头,是两千年的大陆农耕文明。


 “权力崇拜”


“权力崇拜”这种意识的形成,是由中国辽阔而不断扩大的统一疆域、构成农耕社会所必须的适宜平原与气候、儒家大一统礼教之三者合力造就的。


古代的地方官员,有一个特别称谓,叫做“牧”。


比如三国时袁绍为冀州牧,刘备也做过徐州牧;即使在法儒精神兼备的《管子》一书里,第一篇也叫《牧民》。


什么是牧呢?牧就是放牧。


但它可不是说草原上放马人的,而是论述如何统治人民的。


人民居然可以用“牧”来统治,难道人民竟然是马牛羊吗?在古代统治者心里,差不多是这意思。民多愚则国好治,愚民跟马牛羊一样,都是国家的驯化的对象——只不过儒家说得好听点罢了,叫做“教化万民”。


牧,这种骨子里的权力傲慢,一字见真章。


这样两千多年一直“牧”下来,就驯化出人民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脑子里固化地建立了对权力的绝对畏惧、绝对依附以及绝对崇拜。


官是什么呢?是父母,是老爷,是主子,所以都叫父母官、官老爷。与之相对的,人民当然就是不肖子孙、仆人、奴才了。


孔子念念不忘的是恢复“周礼”,那么一共四万多字的《周礼》到底是什么呢?说来实在枯燥无味,全是流水账一样的记录了西周三百多种不同官位及其职责。除了君王的各种国家大典的礼仪外,甚至对不同官位的人应该如何穿衣、吃饭、用什么寝具与餐具,都有非常细致而严格的规定,所以《周礼》也叫《周官》。


孔子一生努力的目标就是通过繁复的“礼”,恢复权力之下的尊卑秩序。


对于农耕文明来说,这种严密的尊卑秩序是有利于社会稳定,从而保护依赖于天时的农耕作业的。它不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上说,它对当时的社会来说也是合理的。


但当时间走到了今天,稍微想一下,就知道这种主张是与现代精神背道而驰的。


现代社会竞争需要的是核心是创新,而创新的种子来自于心灵的平等、自由,来自于打破常规的开拓、探索与合作,这些基本诉求又怎么可能在这种层层叠叠的权力秩序下开花结果呢?


因此春秋战国之后,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思想基本就死了,一直在翻来覆去诠释儒家的那一套。


即使是被后人捧为“圣人”3.0版的王阳明,其“心学”之论,也不过是对宋儒“程朱理学”否定人性的再否定,再次回到孟子性本善那里罢了。


像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那般繁花并茂、思想创见层出不穷的局面,再也没有在中国出现过。


因为人们心灵上的那种平等、自由、明亮的春秋风骨,早已荡然无存了。汉代儒家统治地位确立后,华夏思想的天空进入了万古长夜。


封建王朝需要的知识分子,不过只是维护权力三纲五常的顺从者、守旧者与执行者罢了。


传统社会的儒家知识分子,毫不夸张的说,他们面临的处境只有两个:


不向权力靠拢,就不得好活。


不向权力臣服,就不得好死。


二十四史读来读去,都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历史。所谓成败得失,说的都是哪个国君明,哪个昏;哪个大臣忠,哪个奸;哪家兴,哪家亡,全是围绕“权力”展开的。


很少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民”层面的记录。


权力崇拜根源如此之深,正是两千多年农耕文明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实在难以轻易撼动。


以至于到了民国的近现代社会,权力崇拜者仍然视自己为天下主人,依然可以无所顾忌的予取予夺,即上文说的第一朵花瓣:官取商势。


近代中国企业家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无法摆脱对权力的心惊胆战


比如民国的企业家先驱们。


到了1936年初,纺织市场仍然处于棉花贵、纱布贱的“倒挂”行情,生产一件纱就亏本一件,但不出纱的话工厂就要倒闭。荣氏公司的危机并没有缓解,荣宗敬只好找到中国银行求助,却不料正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的下怀。


宋子文一年前就已谋划以增加资本、发行公司债、以债券来还旧债的方式来吞并荣氏公司的方案了。其吞掉荣氏公司的方式也很见他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博士派头:简单直接!他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两千元的开销,由我负担。”


最后由于其他银行家的反对,宋子文才罢手。


这次劫难真是让身为企业家的荣氏心惊胆战,传记中的描述是荣宗敬连当面拒绝宋子文的话都不敢说,只是之后与人说起时,表情痛苦到要哭的样子。


卢作孚是一个立志以实业救国的民族英雄,他一手创办的民生航运公司,不但在与英美船队长江竞争中胜出,而且是在抗日战争中为民族立过大功的。


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企业, 宋子文、孔祥熙也一直想据为己有。宋子文先是安排其兄弟宋子安做了民生公司董事,接着又要他掌控下的中国银行投资民生公司,这样他就可以成为民生公司董事长了。早就看中民生公司的还有孔祥熙,几次想通过中央信托局名义投资民生公司、出任董事长。


不能如愿后,宋、孔就处处刁难民生公司。


小企业,自有小吏敲诈你,等到企业做大了呢?又有权力大鳄的血盆大口盯着你。


卢作孚说:“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斯言已矣,其中辛酸甘苦,只有身当其中的人才能体会的吧!


近现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算是非常彻底的解放运动了,对传统意识的打破非常深。


比如第一次建立了上层建筑下的乡村基层组织,第一次取消了地主阶层,第一次实现了男女平等,第一次破除了封建尊卑礼序而号召人民当家做主,毛泽东也第一次亲自否定了儒家思想,如毛诗云“孔子名高实秕糠”……但近现代革命结束几十年了,社会也推倒重建、焕然一新了,可是两千多年中国的巨大惯性,“权力崇拜”浓厚意识仍然深深地长在人心中。


因此,当旨在推翻旧社会的新中国建国后,“权力崇拜”意识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很诡异的大江歌罢掉头东,在中华大地上又来了一次大迂回,最后演变成了“文革”中对毛伟人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进而给整个国家、社会、文化、人民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巨大伤害,其裂痕之深,至今未愈。


仅百余年的现代化运动,哪里是运行了两千多年的“权力崇拜”意识的敌手呢?


即便到了今天,“权力崇拜”这枝罂粟花虽没那么花枝招展了,却依旧在风中摇曳——这就是无处不见的“官本位”思想。


比如,你看时代走到了后工业文明社会、信息文明社会了,仍然能常常看到类似农耕文明社会那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使一个县市的科长、局长,也敢在比他阅历深厚的多、年纪长得多、社会贡献大的多企业家前摆足架势,吆三喝四,而很多企业家也多是陪着笑脸,好像双方都已经天然默认了这种情况的合理性。


你再牛,也就是个民营企业家。

他再小,也是官府的人。

事实上,权力也确实足够傲慢的。


早年间,开创了健力宝商业传奇的李经纬,其含泪仰天长叹的画面所带给世人的心灵震撼;一手创造华晨汽车繁荣局面的仰融,却被迫避走异国他乡,而最终企业、社会、政府三败俱伤的等悲剧性故事,不都是权力飞扬跋扈的剧本吗?


仰融,曾经创造中国企业第一个海外上市融资、以金杯客车引爆华尔街,也是“中华第一车”中华汽车的开创者,一度将华晨汽车打造成在国内车企第四,还是在2000年初,企业资产就达到了300亿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却在2002年突然被地方政府扫地出门,并被全球通缉,最后被迫流落美国。而拿下了华晨汽车的权力大员们,视野局限在权力范畴内,并无企业家的经营精神与办法,最后把如此一个优秀的企业折腾到巨亏。


振兴东北的雄心,从此只有扼腕叹息。


投资不过山海关,是担忧在权力崇拜者的坏情绪里,视自身权力的尊严与利益远大过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事物而已。


与仰融悲情相似的是,李经纬说健力宝是他养了十八年的孩子,但被说被人抱走就抱走了。傲慢的权力阶层最后宁愿把健力宝卖给后来被判入狱的诈骗犯张海,也不卖给李经纬团队。


而那个创造了“东方魔水”健力宝、品牌价值超过60亿元的李经纬,最后不但没有实现东方可口可乐的梦想,而且以两手空空、72岁高龄,在2011年以涉嫌转移资产罪被被判刑15年,他被没收的个人财产有多少呢?15万元。


这样的荒诞剧,一点也让人笑不出来。一时之间,仿佛让人想起了那句名言:“宁与外人,不与家奴。”


当权力崇拜者不能放下自身权力的傲慢,不能包容那些真心做产业、拒绝臣服权力的企业家时,中国企业要想能够走出本土、进而以全球视野建立世界性品牌,是不可能的。


没有内在笃定与洋溢的心灵,就不可能自信地外争雄长。


这是一个企业、更是一个社会的大悲剧。


因为这种社会心理蔓延所及,将极大地压抑那些真正堪称伟大的企业群体的自觉涌现。


同时将催生出众多依附于权力的、无助于塑造一个民族核心竞争力的、资源型的投机企业。


而这正是耗散中国精英群体雄心的新鸦片。也是吞噬中华文明突破创新的黑洞。


人类价值的光芒,从来都建立于人格独立的基础之上。


商人热衷权力崇拜,不但是对企业家创业、创新、创造精神的亵渎,也势必将会把企业自身置入不可测的未来之中。


随着靠山左宗棠的病逝,胡雪岩开始不可避免地滑向崩溃。经商要学胡雪岩?没有比这更加糟糕的商业模式了。


21世纪的又一个新年将要到了。


最后一枝罂粟花,终将在明天凋谢。


商人们终将明白,他们唯一应该依附的是客户,是市场,是社会需求,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的巨轮,而不是大大小小的权力。


权力崇拜者们也终将发现,明日之世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薄厚,而不是官员权力的多少,才是一个国家立足世界的根本。


人民如果不消除权力崇拜的自我矮化意识、不从农耕文明服务权力的巨大阴影中走出;权力本身如果不收敛、不谦卑、不以服务社会精神为根本,则在今日现代世界,一个国家之未来断无长久繁荣的可能。


作者:李不太白

来源:李不太白 ID:oursir



本期分享的歌曲:《一个人的北京》好妹妹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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