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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政治路线与数字资本主义 :“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生存与人类传播的未来”圆桌对话之二

新闻记者2019-01-09 14: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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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传播的人文反思:“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生存与人类传播的未来”圆桌对话之一》


吕新雨:几位老师的发言,都提到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中记者的劳工化问题。但这一问题并不是从人工智能时代才开始,只是人工智能时代加剧了这一过程。维佳很早就在他的博士论文里讨论记者劳工化的问题,这是来自市场化的逻辑。如果我们按照市场化的逻辑一直走下去,从记者劳工化走向数码劳工化,最后就会走向机器人写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也就是人的异化的逻辑。


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就是调查性新闻的全球性衰落,社交媒体霸权是导致其衰落的原因。其实,正是深度调查无法被机器所取代,下基层、跑现场更是没办法通过编程来完成,而这才是新闻业的核心。数据新闻可以是对新闻业的补充,或者说是一种宏观分析的方式,但是它不能也无法替代记者最重要的采访工作——人对人的采访,甚至很大程度上,数据新闻的基础恰恰是需要建立在大量的基础采访之上的,犹如AlphaGo的学习靠的是海量的人类对弈数据。但当数据新闻扼杀调查新闻,机器人抢走记者的饭碗,就意味着传统新闻业的根基已经被抽空。在这个意义上,社交平台是对传统新闻业的摧毁,因为它摧毁了传统新闻业最基本的生产机制。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新闻的社交平台化过程对中国新闻业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审核制度的“去政治化”。因为依靠机器搜索,不同于有“政治抱负”的微博时代,我们目睹了微信时代为了保证生存空间,“人工智能”对敏感词的审查更加严格,使得任何严肃的公共讨论也更加困难。所以就出现了东方网总编辑写公开信控诉腾讯的故事。可见技术是具有政治性的,今天可能会以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社交媒体与传统主流媒体之间的博弈,方兴未艾。


赵月枝:新雨阐述了人工智能与中国新闻业之间正在和将要建立的关系,与之相对应,来自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在他的两部相关著作——2007年出版的《传播革命》(Communication Revolution)和2013年出版的《数字失联》(Digital Disconnect)中,曾讨论过数字传播革命是否会带来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传播转型。他没有谈到人工智能的问题,只是笼统谈到互联网和数字技术革命,但我希望这个分析与我们的讨论相关。


麦克切斯尼用的“传播转型”(communication transformation)概念,意指那种能带来人类发展方式变革的传播技术革命,而且这种转型总是与物质条件和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相伴而生。在这个框架里,人类传播活动已经历了三次大转型,第一次转型是语言(speech and language)的出现,它定义了人类,使其成为“会说话的动物”。当然,如果按《人类简史》一书作者的分析,这里的人类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智人”,而我们只是人类中的一部分。第二次传播转型是5000多年前文字书写(writing)的出现,它使得农耕帝国成为可能,我们中国这个农耕帝国就是基于书写的,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往往会被消灭和吸纳。第三次是印刷(printing),它助推了人类意识的发展,不仅与宗教变革密不可分,还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变革相联系,尤其是使得西方民主成为可能。当然,正如麦克切斯尼所说,我们不能以技术决定论来看问题,认为印刷本身产生了现代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但印刷技术是两者的前提条件。


麦克切斯尼把互联网看成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从电报、电话、录音,到电影、广播、电视、卫星和计算机的一系列发展的高峰,认为现在正是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传播的数字传播革命带来人类传播历史第四次大转型的关键时期(critical juncture),或关键机遇期。这里的“关键时期”,是指人类历史上一些相对少数和短暂的时段,在这期间,巨大的变革和措施被讨论和实施,社会变革的空间和选项比一般的时候多,在这个阶段所建立的制度和规则,几代人和几十年都很难改变。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具体某个领域的变迁,也可以解释社会层面的变迁。麦克切斯尼认为,在传播领域,这个“关键时期”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革命性的新技术挑战了现存的制度——现在肯定是了,人工智能就是最新的挑战;第二个是媒体现存的内容,尤其是新闻内容,普遍失信——这点现在也是毫无疑问的,连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天天与“假新闻”斗争着呢;第三个是出现重要的政治危机和社会改革运动。


在2013年的书中,麦克切斯尼从激进的角度,呼吁社会革命。也就是说,技术革命是在那里了,但是我们需要社会革命,从而建立一个真正能实现数字传播革命的潜力的新世界。针对技术决定论者的技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立场,麦克切斯尼坚持认为,必须从技术和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中,考察数字传播革命的轨迹和对人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不是反技术的立场,而是说,技术应该为人类进步服务,而这里的重要因素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社会阶级关系的问题。


吕新雨:以月枝刚才所说的从技术与社会阶级的关系的角度来看,智能时代大量工作岗位被机器人取代,体现在新闻传播业就是机器人写稿,记者被取代。但仔细看一下,就知道究竟谁更需要强调机器人写作。今日头条这种新媒体平台更加强调,因为这个逻辑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一方面机器人取代劳动力,可以不用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付出成本,就是取消了人的肉体存在,新闻写作不需要有机体的人来做,而是无机体在做。另一方面,像今日头条这样的新媒体平台,其主要的新闻来源其实还是来自传统媒体,传统媒体记者的生产和付出恰恰是被新媒体平台收割走了。通过机器抓取和代码编程,在两个维度上遮蔽了劳动价值:一是遮蔽了传统媒体记者为新闻生产所付出的劳动;二是新媒体技术背后大量的码农,也就是数码劳工的付出。人的肉体劳动被技术的意识形态所遮蔽,遮蔽的理由却是这些劳动在未来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但即便是这样,人工智能背后还是需要大量的数码劳工和传统媒体记者所付出的劳动,以及作为媒体使用者的用户的劳动付出。


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并不是悬浮在未来太空中的永动机,而是依赖人类劳动的一种新的技术存在方式。无论是从生产端的角度,还是从使用端的角度,机器人都深刻地植根于人类肉体的劳动付出,没有使用,就没有市场——它的两头都是以人的肉体存在为前提。没有作为社会关系的市场,就没有机器人的诞生,因此,机器人的诞生更深刻地体现的不是人与机器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人工智能背后的动机和理由是由谁来决定的,无论是大数据还是机器人改变的都是人类的社会存在关系,而不是取消。人工智能其实是人类社会的镜像,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价值理念,所以,它是否是异化的镜像,取决于人类社会自身对发展的反思。人工智能体现的社会存在关系究竟会如何改变?为什么会改变?如何评估这种改变?这些才是问题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回劳动价值论,而不是相反。


余亮:不过,人工智能先代替谁?可能并不是我们想的简单体力劳动。美国有个算法科学家叫佩德罗·多明戈斯,他写了本书叫《终极算法》。在他看来,需要人体参与的劳动是比较难被代替的,比如说建筑工人要在不同的地形环境里工作,而机器行走再怎么智能化,现在也做不好建筑工的事情。再比如视觉,人眼的奥秘是现在的机器视觉无法参透的。比如相机乱晃,画面就会乱晃,但人脑袋无论怎么晃,看到的画面都不会晃。我引申一下,劳动人民没那么容易被代替,普通劳心者反而容易被代替。人工智能不是笼统地代替智力,而可能是代替那些坐而论道的智力,脱离群众实践的智力。比如一天转几篇稿子的新闻编辑被代替就非常好。这反而彰显出实践智力的重要。以抽象原则为基础的智力工作,比如律师会因为技术而暴露自己的软肋,上山下乡式的各种互动探索类智力能力反而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赵月枝:然而,无论是机器人写作,还是无人驾驶汽车,这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分配和社会文化甚至习俗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在平等的、按需分配并且成为集体有意识选择的前提下,无人驾驶汽车才是安全的。回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技术已经逼着我们进行相应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文化习俗革命了。


田雷:我也附议一下赵老师的观点,技术的问题从来不只限于技术的解决,如果确如专家所言,人工智能的降临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和关系的重组,那么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技术,它属于谁,为谁所控制,又是为了谁,这是我们现在就要提出的问题。这种革命性的新技术,是又一次成为资本的附庸,成为无国界资本对普通民众的又一种剥夺,导致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还是说可以为大众所用,成为推动经济民主的新路径,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起点,这样的问题不容回避。


余亮:之前各位老师都强调,技术与政治有关,但技术也有自己的思路。例如我们讨论今日头条,要把它放在新闻传播和技术政治里来思考。我们用以往的新闻理论和传播学批判理论来分析它是合适的吗?今日头条的新闻还是新闻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日头条没有自己的编辑,公司里三分之一是记者,三分之一是销售,三分之一是运营。运营人员里面很多都是以前的小编,但是来这里不是写稿编稿的,是来伺候机器的,做机器的“驯兽师”:看机器抓取的文章关键词准不准,提醒算法部门去修正,负责拉号和数据监测等工作。公司也会请资深媒体人来,不是做总编,而是做公关,并不会介入到公司真正的权力架构中去。


技术处理内容的思路,就是把内容转换为数字。但这个思路不全是从资本那里来的。比如某大公司的地图产品总经理,出身于中科院计算机专业,做的事情就是用算法统计科学论文,方法是把文章文字解析成数学向量。文章比较就变成了线性代数。在一个多维空间里,每篇文章因为词汇不一样,就成为不同的向量,向量之间的夹角越小,就判定文章越相似。现在你在新闻客户端上看了一篇文章,系统就推荐给你看另外一篇相似的文章。这只是文本计算方法的一种,还有很多种方法,但这套思路被资本发现并利用了。


洪宇:我记得2008年左右,当时政府在讲物联网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是特别明白,但是这两年,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已经懂得了什么是物联网,什么是人工智能,很大的原因是技术环境的改变,就是我们的无线网络从3G平移到4G。网络的能力提升了,使得各种类型终端能够连接,产生了大量数据,所以这个互动式、感应式的应用体验能带给我们很直观的感觉:我们在一个物物相连的时代,会产生海量数据,因此会有人工智能的需求。我们的确是处在一个AI变革的前夜,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讨论“术”。国内大量的研究文献聚焦于AI为何能够给新闻传播业带来变革。这些讨论,基本上还是从“术”的角度,就是怎么样、如何应对,以及变革以什么形态展开。但是我想,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道”的问题,就是规范性问题,从伦理的层面、治理的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


在当前,传播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其实不再需要更多的阐述和论证了,无论是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格局当中也好,还是在地域政治的较量当中也好,传播信息技术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08年之后中国的发展进入新常态,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但是,如果反观我们学术界的作品,无论是国内外,对于传播的研究,特别是把传播放置在一个政治经济大格局当中的研究,其实是非常缺乏的。就是说,传播与政治经济的变革是怎样相互构建的,这方面的讨论非常缺乏,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研究的一个动机和原点。我的研究总体来讲是希望能够从历史的维度和全球化视野下更好地阐述中国网络化、数字化的机制和脉络。总体来讲,我讨论的焦点,就是国家引领的数字资本主义。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数字经济的确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定的博弈和回旋的空间。那么怎么样来定义政府引领的数字资本主义?我想还是需要有一个分析的框架。


第一个维度就是经济版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过去四十年当中一直在推动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但总体来讲,中国政府还是维护了一种双轨制的改革路径。另外一个分析的工具是纵向的维度,叫web-oriented communication commodity chain,中文翻译为互联网传播的价值链。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非常柔性,因此互联网经济的业态非常多元化和碎片化,但是价值链的概念贯穿了整个互联网生态。价值链可以细分成几个具体的板块,包括设备的制造,网络的运营,紧接着就是媒体。现在传统媒体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不光提供内容,而且已经平台化了,内容分发到很多互联网平台,实际上已经成为新媒体内容主要的提供商。再接下来就是互联网空间,现在形成的一个状态就是互联网成为一个统帅,统帅和汇聚了所有的传播方式。互联网之所以能够主导这一切,是因为它是有一个数字化逻辑存在的。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需要审视我们的互联网观,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想象互联网。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工具,一个人类传播活动的平台和空间,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商业模式,想象成基础设施。但是当人工智能的现实在一步步走近我们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把互联网想象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或者把它想象成一个政治经济的格局。从政治经济的视角来看待技术变革的话,首先看到的是现有权力结构的变动。产业链的各个部门其实都在进行激烈的争夺,他们都希望争夺关键资源,抢夺供应链的命门,抢占信息传递通道的入口。如果把它想象成命运共同体的话,互联网已经不单是一个媒介了,它其实已经成了一个有高度渗透性的工具,成为一个连接器,一个价值不中立的中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成为伦理和治理意义上的根本性问题。


赵月枝:洪宇的阐释让我想到互联网时代的“劳德代尔悖论”。这个以《对公共财富本质与起源、增长原因与方式探究》的作者劳德代尔第八世伯爵詹姆斯·梅特兰命名的悖论指的是,公共财富和私有财产间的负相关关系。如果公共财富是那些有用或能给人类带来愉悦而被需要的东西,也就是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私人财富的积累需要以稀缺性为前提,因为稀缺性是一个东西具有交换价值并能增加私人财产的必要条件。如果增加诸如水、空气等原本丰富、可属于生活必需品的东西的稀缺性并赋予它们交换价值,虽然也能提高作为个人财产总和的国家财富,但是却要以牺牲公共财富为代价。


在互联网时代,这个悖论更加突出了:一方面,文化和信息产品消费的非排它性特点、知识产品的生产有赖于对人类知识共同体的积累这一特征、传播与文化生产之于人类的基本需要、网络空间容纳海量信息的能力、网络和大数据时代我们大家都同时成了信息“产消者”(presumer)等,都为网络经济作为一种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共享经济”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网络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导致了从知识产权到“数字围城”的各种原本可以增加公共财富的网络空间封建化和私人化,以及制造人为稀缺的各种手段。网络和人类知识共同体被商业化,如版权化、专利化、私人化、数字监控化、垄断化。


洪宇:这涉及我们怎么样来定义互联网企业的国家属性。现在的互联网空间其实是被商业巨头所垄断的,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商业帝国。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在展示一种国家意志,试图“再规制”互联网空间,显然这会和商业主体形成一定的紧张关系,同时也产生一种博弈的格局。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互联网企业也进入了一种国家化的状态,因为他们掌握了太多的核心资源。所以怎么样来定义互联网企业“实然”和“应然”的国家属性?他们在全球化的格局下和国家主权、国家产业政策、国家施政能力形成了何种关系?这些互联网企业又有什么样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影响力?这些互联网企业拥有什么样的内部资源?他们在何种治理结构和外部环境当中构成了他们与政府合作或者反对政府的意愿和能力?我们需要聚焦研究这些企业实体,特别是要对这些互联网企业进行一个历史化和场景化的分析。


再有,要从国家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互联网空间,特别是要反思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在主流信息社会理论当中,埋伏着一种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基本上对国家持负面的判断,也把国家极度简单化了。我觉得要把国家进行复杂化的理解,首先要把国家职能和国家治理主体放在一个全球化社会生产关系变革当中来考虑,所以国家现在变得更多元,有更多的逻辑——不光有地域逻辑,同时还有资本逻辑。第二点我认为要摆脱国家和全球化的二元对立研究范式,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其实已经成为全球化载体,而不是对立于全球化,所以说在当前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背景之下,中国政府的很多举措必然超越中国和国际互联网二元对立的框架,必然涉及跨国主体和海外环境。第三点就是要细化研究国家和资本的关系,因为在我们主流叙述当中,往往是强势政府弱势企业的叙事,觉得国家就是遏制市场自由的,完全是从一个“control”的逻辑来理解国家。但事实上,国家和资本的关系肯定更加复杂,更加多元。所以,我们需要重访互联网历史。


(本文摘自:吕新雨、赵月枝等:《生存,还是毁灭——“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生存与人类传播的未来”圆桌对话》,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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